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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时日，郑海珠观察朱以派，即使他已算得宗藩里的清流，也仍然开口闭口“我朱家”。

    不妨尝试新的经济模式，是否会一点点瓦解“我朱家”、“九千岁”这些家天下或者个人极权的外壳。

    这种可以抄作业的模式，就是公司制。

    公司制在真实历史上的开创者，乃是荷兰。

    而如今的时空下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狡猾而野心勃勃的成员们，郑海珠在福建月港和台南已经领教过。

    无可否认的是，东印度公司的架构，是先进的。

    只有将出资方和管理方分开，将商业主体从个人权威中剥离出来，将无限责任变成有限责任，将股份变成可以转让甚至流通的金融资本，商业主体的所有者也好，经营者也好，心态与眼界才能真正地开阔起来。

    “公司”的本质，其实就是“契约”二字，而经济生活中契约意识的建立，必定会带来社会心理上的平权意识。

    君权，父权，夫权……人们将渐渐发现，自己曾以为天定的尊卑地位，并不是那么不可动摇的。

    更不能允许深山老林里的那些野蛮人，将自己称作“包衣”和“奴才”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宗室的车驾，一路畅通，很快就到了来州境内的掖县，离登州只剩百里不到。

    自进了来州境内，朱以派的脸就开始晴转阴了。

    在掖县的一处官道边稍作休整时，朱以派望着眼前的旷野，蹙眉道：“怎地这样多的田地都荒芜了，就算土质不如我们兖州鲁藩，总比黄土戈壁强吧，种棉花难道不行么？种了棉花，一半纺布、一半填絮子，做成冬衣夏装，直接从来州或者登州港口运往旅顺，发给辽东军士们不好么？”

    郑海珠心道，所谓知屋漏而在宇下，知政失而在草野，小王爷是该出来看看外头的世界，才能明白帝国怎么会搞得这般一塌湖涂。

    她正要开口解惑，却听郭氏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棉农也要纳赋、出徭役、分摊各种杂税。各州各县的官员家、缙绅家、举人秀才家的地都不用承担这些，如今他们的田地越来越多，前头三样的缺口自然也越来越多，不都还是要摊到那些自家有地的农户头上？所以，他们是荒年也过不下去，丰年也过不下去，干脆携家带口的一逃了之。”

    郭氏说的，就是明代中期就开始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，根源还在于朱元章对于权贵群体和所谓的读书人，一开始就给予税收豁免，所以，即便是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，只要还在王朝的体制内摸爬滚打，也不能彻底解决。

    朱元章这样自认草根出身的皇帝，登上皇位后，表演式地提倡一番节俭，但他和他的子孙始终刻薄对待的，仍然是草根，反正韭菜割不完。

    朱以派听了妻子的话，沉默须臾道：“难怪会闹闻香教。其实，这样说来，我们宗藩的产业也是不纳税的，再这样子子孙孙地下去，岂非……”

    郭氏倒真有些武将之女的胆气，大剌剌接话道：“岂非民变会愈演愈烈。”

    郑海珠暗暗给她开个弹幕：你说得一点没错。

    贵大明的末代皇帝，就是在李自成面前上吊的，眼下那位被皇帝与贵妃宠上天去、在洛阳花天酒地的福王，也是死在李自成手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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